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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陳布雷子女現狀_陳布雷權力大嗎

陳布雷

人物簡介   陳布雷被譽為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是蔣介石的“軍機大臣”,同時因他從不參與黨內派系斗爭,所以在國民黨內威望頗高。陳布雷于1927年加入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時事新報》主編、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副秘書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務,著有《畏壘評論集》、《陳布雷回憶錄》等作品。陳布雷雖然是國民黨高官,卻從不子女從政,他于1948年在南京自殺。

人物生平
  陳布雷(1890年—1948年),本名陳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筆名布雷,浙江慈溪人。因才華出眾,20多歲就在報界享有盛譽,抗戰時期,陳布雷用如椽之筆,寫出了多篇激揚民族志氣的不朽文章,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位很受關注而頗有爭議的人物。
  1907年,陳布雷入浙江高等學堂就學,1911年畢業,名列第四名,同年秋應上海《天鐸報》之聘,任撰述,開始用“布雷”為筆名。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后,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余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1927年,他與潘公展同至南昌見蔣介石,同年加入國民黨,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5月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
  1928年,陳布雷辭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職,赴上海任《時事周報》總主筆,創辦《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隨蔣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其間,1930年曾赴南京任國民黨教育部次長)。1934年5月任國民黨軍委會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1946年任國府委員。1947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終年58歲,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區上海市總工會療養院2號樓東鄰。
  陳布雷去世后,蔣介石追授陳布雷“當代完人”的稱號。
  報界奇才
  1911年,陳布雷進入上海《天鐸報》,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后,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余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20世紀20年代初,陳布雷身在上海,他對國內局勢的種種評述,與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黨可說是不謀而合,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朝氣蓬勃的革命輿論。孫中山贊揚《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陳布雷所寫的有些時事評論,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辦的《向導》周刊轉載。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致函《商報》,贊揚主筆的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他,說“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抗戰時期
  國共兩黨通力合作揮師北伐后,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桿子可供自己驅使。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所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告黃埔同學書》。
  抗戰時期是陳布雷人生的一個高峰。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200多人召開“談話會”,并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說:“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能變成北平……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勝利。”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布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布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贊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愛憎分明
  他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順利回國。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郭沫若發表了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后,郭沫若欲回國抗日。為此,郁達夫請陳布雷為郭沫若說情。但蔣介石對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懷,故而陳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殷契粹編》等一疊書說:“委座,據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這樣,經陳布雷的說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陳布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在重慶時周恩來曾托人向他傳話,“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只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
  領袖文膽
  在民族大義上,國共可以團結御辱,但是,國共兩黨又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御用”筆桿子,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又擔任“總統國策顧問”及全國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國民黨政權在文化輿論宣傳方面的“總參謀長”。在他任職期間,他曾參與起草過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蔣編織過謊言,最典型的是為蔣編寫《西安半月記》。關于西安事變,陳布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并無“弒君”、“篡權”之意,也聽說了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面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陳布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只得惟命是從。事后,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自殺身亡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多年來,關于他自殺的原因有多種解釋。國民黨官方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有人說他是為垂死的蔣政權“殉葬”,也有人說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諫”…… 事實上,陳布雷的死因非常復雜。綜觀陳布雷的一生,他的舍生棄世可以說是他幾十年人生道路走到盡頭的必然結果。作為矛盾的人物,陳布雷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黨國中樞,大權在握,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不過,他的女兒陳璉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陳布雷從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長,養成溫順馴服的性格。作為一個舊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根深蒂固,并將為國出力與效忠領袖混同一事。
  另一方面,蔣介石看他無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紛爭,忠實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種種,都使陳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對領袖的“知遇之恩”將銘記不忘。
  但是,抗戰勝利以后,他察覺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眼看著他心目中原來的“抗日領袖”、“民族英雄”成了眾矢之的,被作為“人民公敵”陷于全民的包圍中。這時,那個“從一而終”的封建思想,依然頑強地主宰著陳布雷的心靈,以前他也比喻過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面對現實他感到絕望。而且,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這些,可能都是最終導致他自殺的直接原因。這個自認為“百無一用”的病弱書生,終于以“自棄自了”與人世最終告別。
 
陳布雷子女現狀
  陳布雷的親屬和晚輩,在道德傳承上與他有相通之處,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卻大不相同,沒有人學他的愚忠,走他走過的政治道路。
  陳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個字教導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場的惡濁,因此嚴禁子女參與政治。長子陳遲成為農產品專家,次子陳過成為內科專家,三子陳適后來在武漢測繪學院任教授,四子陳邁任上海鐵路局工程師,六子陳遂畢業于清華大學理工專業。
  陳布雷雖然不贊成子女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在抗戰期間,卻積極鼓勵晚輩從軍救國。1943年末,陳布雷得知侄兒陳迨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十分高興,寫信勉勵。1944年,日軍發起豫湘桂戰役,三子陳適(時在同濟大學學習測量專業)積極報名加入炮兵;四子陳邁(時在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主動報名參加工兵。陳布雷知道后,寫下一首五言長詩,題為《送邁兒從軍至璧山》。幼子陳遠因未到從軍年齡,在體檢時揣了幾塊石頭在口袋里,以增加體重。
 
陳布雷權力大嗎
  陳布雷在國民黨中是一個“超然分子”,這也是報人書生本色使然。陳布雷作為最高領袖股肱二十年,從不恃權,從不建立所謂的勢力圈,這在派系紛爭的國民黨內部是極為少見的。“當時政治場合有關人事的流行語,是‘誰是誰的人’,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誰是陳布雷的人,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結果”(蔣君章語)。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當時大會中有三派一團,即組織部陳果夫立夫派、朱家驊派、吳鐵城派及青年團,激烈的爭奪中央委員的名額”(參見《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薦的候選人名單中,“很多既非對黨有何貢獻,也非為黨延納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關系,你爭我奪,以致總裁很難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擊這樣的情況,心情沉痛到極點”(唐縱語)。蔣介石與陳布雷談話,希望他能推薦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陳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態度,同時也“不忍再增加總裁的困擾,所以一個人也沒有提”。
  正因為陳布雷在權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場,故能調和各方意見,甚至運用個人的影響力妥善處理一些緊急事件。
 
歷史評價
  從政以后,陳布雷作為近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盡,而傳統的一面則表現非常明顯。他極力為南京國民政府宣傳蔣介石的儒化三民主義思想,還為蔣介石撰寫了大量文稿,把蔣介石打扮成為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陳布雷從政的本意是以文字為蔣介石服務,然而隨著蔣介石權力的增大,陳布雷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專門為蔣介石寫作文字的秘書,后來進入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樞,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成為蔣介石的“軍機大臣”。
  作為蔣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陳布雷恪守為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于職守,盡心盡力,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為官清廉,從不拉幫結派,以權謀私,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政府中,陳布雷始終保持超然的態度,從不卷入派系斗爭中去。所以,陳布雷在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具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
  從1927年1月開始從政到1948年11月自殺,陳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間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前兩年。二十多年的超負荷工作摧殘了陳布雷的身心健康,更為重要的是,抗日戰爭后國民黨與共產黨相比在政治上處于頹勢。在當時的歷史潮流下,陳布雷無能為力。體力、精力與腦力已經無法再為蔣介石服務。但是陳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堅決,因而他決不會像王蕓生、翁文灝等人一樣向左轉。
  從政之后,陳布雷為蔣介石作文字工作,雖然他是為蔣介石服務的,但是他對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中格守民族主義立場,尤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1927年到1936年,陳布雷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面與輿論界進行了大量的聯絡工作,通過輿論來警告日本帝國主義,這對于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有一定的意義。抗日戰爭期間,他為蔣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就這點來說,陳布雷是為抗戰做出了貢獻的。陳布雷在從政時謹慎小心,廉潔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準則,并且痛恨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現象。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連周恩來都表示贊許。
  陳布雷忠心耿耿于蔣介石,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服務也是歷史事實。但是陳布雷在蔣介石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從陳布雷的日記來看,到了抗戰后期,蔣介石越來越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因此對于蔣介石功與過,陳布雷在其中的責任比較小。他只不過是一名秘書,是一名蔣介石意志的執行人員而己。
  總之,陳布雷從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時局變動中卷入政治漩渦的無奈。知識分子本質是要獨立的、批判的,而卷入政治旋渦的知識分子偏偏要站穩立場,服從大局,這是當時所有知識分子都面臨的困境。從陳布雷的從政生涯來看,從政耗盡了陳布雷的體力與精力,打殘了他的身心健康,斷絕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響了家庭的和諧穩定,在無奈之余最終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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